游览过故宫钟表馆的人们对那里面的西洋钟表一定赞赏不已，每一件都说得上稀世杰作，它们都是当初西方各国使节来华觐见时献上的国礼。由于钟表制作能够充分展现当时西方国家的匠作水准和民族文化智慧，因此西国来使多有进献，清代钟表类的国礼以乾隆朝为最多。
高122厘米的“铜镀金乐箱水法双马驮钟”便是西国给中国乾隆皇帝的一份国礼，如今已经二百多岁，机芯老化、部件缺损。文保科技部钟表修复室的王津师傅认准了这个活儿。保管部门的修复要求只有十个字：“粘补外壳，恢复机件功能”。
铜镀金双马驮钟的外壳剥离后，逐步拆解也是对古钟结构的深入理解过程。传动走时部分的制作精巧自不待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双马驮钟还有机关控制的艺术表演功能，所以内部的构造更为复杂。
王津1977年进入钟表室学徒，首先接触的传统技法就是煤油清洗。从那时起，这满屋的煤油味儿，陪伴了他39年。任何使用在文物上的材料，故宫都有着严格的限定，王津恪守着老辈宫廷修复师留下来的规矩，宁可伤手，也不伤文物。经过反复清洗，古钟的铜质零件焕发出久违的光泽，也露出了程度不一的残损。
修补断齿，主要考验锉功。将一块铜料锉磨成米粒般大小焊在齿轮上，再矬出与原件一致的磨损。所有功夫活儿都遵循一个原则：对文物的干预最小。这是铁律。
王津对这座双马驮钟进行整体拆卸、清洗、除锈、锉削、补齿、焊接、装配和调试，各项工序加起来上百道。他在不起眼的齿轮背后，会时而见到制钟匠人留下的标记。
每一个搭扣、咬合、旋转，将动力精准地转换成演绎、音乐和走时等各种复杂的功能。这座精密的机械宫殿，王津隐隐感受着跨越时空的工匠对话。几个月的屏息凝神，眼见得机芯的修复即告完成。王津上紧发条，小心启动了机关。
扎扎实实干活，问心无愧做人，这就是工匠的境界。以此才敢承接前代的珍传，才有底气说出对后世的交代。
王津是师父马玉良最小的徒弟，这张20世纪80年代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是他和师父唯一的合影。记忆中，师父不太爱说话，王津在师父身旁默默地追随研习。师父的真传也就在日月浸润中内化于心。而王津自己的桌子，如今也和师父的一样，边缘被磨出了深深的沟痕。
39年里，王津过手的古钟表有两三百件。在与异国古匠的智慧对话和技艺交流中，他深入堂奥，日渐体会到了大匠境界。
2016年8月3日，这座铜镀金乐箱水法双马驮钟的修复接近了尾声。54根水法、28个人物造型、4套音乐、上千个零件，在王津的手中复原如初。
